申广军 陈斌开 杨汝岱：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
作者简介
申广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2期（总第76辑）。
全文5230字，阅读约需12分钟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经济增长率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3、2014、2015年的7.4%、7.3%和6.9%，2016年增长率仅为6.7%。
经济增速下滑引起社会各界对“新常态”的讨论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
在经济增速下行和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增大的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换挡、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层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货币和财政是最常用的政策工具。
然而，在利率下调空间有限、货币传导渠道不畅的现实背景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很大制约；同时，由于存在时滞性、指向性不强等缺点，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平抑经济波动依然存在很大争议。
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地方政府债务缩窄了财政政策的空间，进一步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不仅要面临融资难问题，还可能造成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结构扭曲以及腐败等问题。
由此可见，在当前背景下，无论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政策风险的进一步累积，威胁到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除扩张财政支出和货币外，税收政策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又一重要工具。
从理论上讲，减税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影响宏观经济。
第一、减税可以降低由税收带来的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减税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扩张总需求，缓解经济衰退时期的需求疲软问题；
第三、税收政策具有指向性强、调控力度易于控制等特征，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平衡区域间发展差距的重要手段。
那么，减税是否可能成为稳定当前宏观经济、优化经济结构的有力工具？我们将以企业增值税转型为切入点，讨论减税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01
减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我们主要分析增值税税率如何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绩效，关注企业的要素投入及其效率，以此考察减税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研究指标包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资本和劳动产出效率。结果显示，增值税有效税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率显著负相关，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0.94个百分点，其中接近八成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0.71个百分点）。
增值税有效税率与就业也显示出负相关关系，其系数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平均而言，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4%。
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也与增值税有效税率负相关，当税率降低时，企业在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的同时，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0.7%和1.1%。
资本投入的大幅度增长显而易见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但资本的产出效率提高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解释。
研究发现减税不仅可以刺激企业投资、扩大就业，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
然而，严格而言，增值税税率与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关系还存在其他的可能解释。
第一，是否还存在某些因素同时影响到增值税税率和企业行为？
第二，投资率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高的企业是否更有可能得到税收减免，导致增值税有效税率越低？
第三，增值税有效税率的测量误差是否依然存在？
这三个问题在计量上分别称为遗漏变量、联立性偏误和测量误差问题，构成了增值税有效税率内生性的主要来源。
上述遗漏变量、联立性偏误和测量误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估计系数的偏误。
解决内生性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工具变量法，即为增值税有效税率寻找一个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的核心思想是寻找一个外生的、影响内生变量（增值税有效税率），但不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变量。
有效工具变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的政策冲击，如税收政策变化等。
税收政策变化将影响到企业的有效税率，但相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具有很好的“外生性”，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中国增值税转型为识别减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将基于增值税改革构建工具变量，以缓解增值税税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引入增值税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税以来，中国的增值税一直是生产型的。在生产型增值税税制下，企业不能税前扣除所购买固定资产包含的增值税税金。
在当时经济过热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用来抑制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后续实施过程中，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愈发明显地显露出来，它抑制固定资产投资，有损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正是由于认识到生产型增值税的缺陷，中国从2004年起开始逐步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在核算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购置的固定资产和其他中间投入品一样一次性全部扣除，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企业投资固定资产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改造。
增值税改革始于2004年的东北地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从事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制于当年7月1日开始改革。
其后，东北地区军工和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也被纳入增值税改革的范畴。虽然具体抵扣的细节经历了几次变动，但是整体上是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
2007年7月1日，中部地区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也开始试行消费型增值税，涉及行业除了东北地区的试点行业，还包括电力业和采掘业。
自2008年7月1日，消费型增值税扩展到内蒙古东部的五个城市（自治盟），覆盖行业与东北地区一致。同年，为了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受灾区也被纳入增值税改革的范围。
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改革推广至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惠及所有行业（国家限制发展的特定行业除外）。
我们利用2009年增值税改革的全国推广来识别减税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增值税改革通过降低企业增值税有效税率，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要素投入和生产效率。
因此，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增值税改革是否真正地降低了企业增值税税负？通过估计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增值税改革对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影响。
在横截面上，2009年以前已经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的企业被设定为0，否则为1；在时间维度上，2009年及以后被设定为1，2008年为0. 这样，交互项的系数即可衡量2009年改革的效果。
显示，增值税改革使企业的增值税有效税率降低了0.095个百分点（相当于均值的2.5%），可见增值税改革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而且在经济上具有显著性。
在确认增值税改革可以降低企业增值税税负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次政策性的外生冲击作为增值税有效税率的工具变量，以此识别税率变动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超过四分之三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固定资产。平均而言，对企业减税1元，其投资将增加1.63元。
减税对就业有（不显著的）负面冲击，一个百分点的税率下降能够挤出0.6%的就业，这说明与固定效应模型相比，规模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强度发生了改变。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都显著地提高了，减税一个百分点，两个效率指标分别提高3.9%和5.5%。
02
异质性分析
基于以下考虑，我们从几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
首先，增值税改革之前不同类别的企业原本承受着不同的税收负担，或者遭遇不同的发展瓶颈，因而减税对其影响的程度甚至方向都会有所不同。
其次，要了解减税对于经济的提振作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提高调控的精准度，需要精准地知道减税的政策会以何种方式、多大程度地影响哪类企业。
第一，我们根据企业的隶属关系将其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国有企业（包含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包含外资企业）。
结果表明，减税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对私营企业影响显著。这与文献中关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现一致。
当增值税有效税率降低时，固定资产投资变得更便宜了，私营企业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迅速扩大了投资规模，而国有企业却没有及时跟进。
这也反映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的目标函数和所受到的关键约束不同。
已有研究详细讨论了金融市场上的所有制歧视，私营企业往往面临较紧的融资约束，这成为它们投资的主要约束；而国有企业的投资问题在于预算软约束背景下高代理成本造成的投资过度。
尽管减税无法提高国有企业投资率，但对其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的促进作用很强，说明税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效应在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减税影响企业行为与绩效的方式在地区之间也存在以下几点明显的差异。
（1）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部地区的企业对税率降低的反应不如中西部敏感，但其投资更加集中于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投资。
（2）减税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却显著地减少了中西部企业的就业人数。
（3）减税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的影响以东部最强，但对中西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
整体来看，减税对东部企业的影响与全样本情况一致，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最后，对比了减税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影响。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差异首先在于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受到减税的影响：
非出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长，而出口企业则没有发现类似的效果。这种差异可能源自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密度呈U型分布，超过一半的出口企业出口了它们的大部分产出。
出口企业享受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其税率本来就已经很低，增值税改革对其有效税率的进一步降低作用有限，因而也不能为其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供充足的激励。
其次，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占中国贸易总额的近50％，并创造了全部的贸易顺差。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的扩张与收缩更多地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它们没有激励扩大投资。
面临减税的刺激，非出口企业虽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并牺牲了就业岗位，但是其生产效率并未显著提高；与此相反，出口企业没有大规模增加投资，但生产效率明显增强。
综上可知，减税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确实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减税对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非出口企业，并且也会显著挤出这几类企业的就业；减税可以提高大多类企业的资本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但是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出口企业的影响尤为显著。
要探究这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现象，需要注意到这两组企业的差别。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非出口企业由于企业性质、所处区位和市场规模等因素，一般面临着更紧的融资约束。
在捉肘见襟的经营环境下，它们只得大力挖掘企业已有生产要素的潜力，提高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效率。
当减税政策降低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空间时，它们释放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巨大需求，但其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
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出口企业的情况则正好与此相反，所以减税并未能够刺激它们加大投资，但是仍给它们调整要素配置、加强融资优势，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机会。
因此减税使得两组企业可以各取所需，有助于它们在短期内加快要素积累、长期内提高生产效率。
03
结论性评述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担忧，决策者和研究人员都试图寻找重新提振经济增速的途径，为转型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可行的政策指向有赖于对已有政策的有效评估，本文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带来的减税对中国工业经济的潜在影响。
始于2004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在2009年推广至全国各个行业，我们利用这次政策冲击，借助“全国税收调查”的数据优势，识别了增值税有效税率对微观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减税不仅可以提高企业投资率，还可以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这个结果对于不同的指标、样本和模型设定都十分稳健。
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减税不仅可以在短期内提振总需求，还可以在长期内改善供给质量，是实现供需均衡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也是推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减税的影响对于不同类别的企业存在明显异质性。对于融资约束较紧、对价格信号更敏感的私营企业、中西部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减税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固定资产，但是对其就业的挤出效应也十分明显。
减税对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影响普遍存在于各类企业中，但是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和出口企业的效果更强，大幅度提高了这几类企业利用资本和劳动的效率。
因此，减税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可以提振经济：短期内是通过刺激企业投资，而长期则是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总体来讲，本文确认了减税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为政策制定者在经济疲软时期刺激经济增长、平抑大幅度的经济波动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当前背景下，减税空间依然存在，截止2015年7月，中国机关团体存款高达20.3万亿，财政部门国库现金存款接近4.6万亿元。
由此可见，通过减税提振当前中国经济是紧迫且可行的。
雷颐：纳税者的悲哀 ——小议南京金润发超市的尴尬
吴崇伯：中国在东南亚的基建投资为何一波三折
李超丨养儿育女：是“消费”还是“投资”？